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是世界大豆的最大生产国，但 60 年代被美国取代， 1974年和1998年分别被巴西和阿根廷赶超。1993 年以来， 我国大豆总产量一直在 1300万吨—1540万吨之间徘徊。2001年我国大豆亩产只有108公斤， 仅为世界平均亩产的69％、美国的61％、阿根廷的62％和巴西的60％。近年来，我国对豆粕和豆油的需求不断增长，但由于国内供应不足，进口随即填补了缺口。 大豆进口量由 1995年的80万吨猛增到2001年的1394万吨，同期进口量占世界进口量的比重则由2 .4％猛增到25％(见表1)，我国已由世界最大大豆出口国变为最大进口国

    　一是国家长期不重视大豆产业发展。1949年建国以来，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大豆种植，把大豆只作为小作物对待，国家在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大豆基础研究和品种改良、栽培技术和技术推广方面投入很少。而美国70年代就制定了国家大豆发展计划，成立了美国大豆委员会、大豆协会和大豆基金会；注重大豆科技水平的提高，建立高蛋白、高脂肪含量和双高含量的全国性育种计划；发展现代化的快速测试仪器，在大力推广机械化免耕栽培的基础上，又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应用于农业生产，形成准确农业发展模式；将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领域，培育抗除草剂和病虫害的高产品种，减少了农药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大豆生产活动；制定了一整套大豆生产的保护和支持政策，使大豆生产者能够摆脱农业的弱质性和风险性对其基本利益的威胁，保证大豆生产者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建立良好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保障大豆生产和贸易的顺利发展。这些措施的采取确保了美国大豆产业世界第一的地位。巴西政府对大豆生产亦很重视，1971年成立了国家大豆专业委员会，1972年制定了国家大豆研究计划，1975年成立了国家大豆研究中心。同时注重流通市场的建立，建立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市场载体结构；为促进大豆流通国际化，加大出口，专门修建了一条“大豆铁路”；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区内实行减免税政策，低价提供农业用地，以吸引外资发展大豆生产、灌溉，建设仓储、加工和服务体系。这些措施的采取使巴西大豆种植面积、单产、产量迅速增长，大豆及其制品的出口迅猛发展，大豆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

  　  二是受追求粮食高产政策影响，农民对大豆重视不够，规模小，生产条件差，大豆大多种在地力较差地块，缺乏灌溉条件，不少地区还存在不施肥、栽培管理粗放；农民基本靠天吃饭，依赖自留种子，混种混收，造成了品种混杂和退化，产量低下。

   　 三是1998年我国南北洪涝，尤其是1999年—2001年间大豆主产区的严重旱灾，导致严重减产。2001年东北地区旱灾严重，受灾、成灾和绝收面积分别占全国的30. 22％、31.08％和35.87％，占其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7.35％、30％和9.38％。黄淮海大豆主产地区也是重灾区(见表2)。

  　  四是盲目进口促使价格下跌，进一步挫伤农民种植大豆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及人民生活提高，我国对大豆及制品需求增长迅速。对豆粕、食用大豆、豆油和大豆的需求量2001／02年度分别达 1548 万吨、 740万吨、335万吨和2650万吨，今后年均增速将达4％—6％，2006／07年度需求量分别可达1910万吨、959万吨、409万吨和3400万吨。大豆成为我国唯一有巨大供应缺口的大宗农产品。目前国内对豆粕和豆油的供给缺口折合大豆约1000多万吨。国内因此有观点认为，不应限制有客观需求的大豆进口，限制大豆进口将导致豆粕、豆油进口猛增，从而冲击国内产业，影响30万加工企业职工的利益；限制转基因大豆进口会引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纠纷；应将进口税由3％降至1％，增值税由13％降至10％，以利于扩大大豆进口。更有甚者提出，对我国这样一个土地、水源缺少的国家来说，进口大豆相当于进口土地、水源、先进的种植及管理，同时还相当于间接地享受了美国政府的补贴，其经济意义在于，美国政府免费将大豆从美国“送到” 中国。

  　  国际竞争力

   　 表面上看，我国产大豆含油率比美国大豆低2个百分点，且杂质和水分高； 直接成本与美国和巴西相当，但由于对农民摊派性费用高，国营农场负担的社会成本高；加上运输成本、运力紧张、服务差等因素，国产大豆及其加工品难以与进口产品竞争。然而下述因素却不容忽视。

    　1.我国大豆产业面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

    　我国大豆与美国大豆竞争的差距在于美国采取了高额补贴政策，而我国对大豆产业却缺少支持。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豆农给予每吨37美元的补贴，年补贴总额达到25亿美元，相当于大豆产值的25％，2002年通过的《新农业法案》尽管对大豆的保护价从5.80美元／蒲式耳降到5.20美元／蒲式耳，但实际保护程度仍处于较高水平。高额补贴从根本上扭曲了大豆的公平竞争。忽视我国大豆产业面临的不公平竞争和豆农及加工企业的不合理负担就无法正确认识我国大豆产业竞争力的本质。我国政府应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大豆种植业的不合理保护。

   　 2.国产大豆的质量正在持续提高。

   　 国产大豆2—3年内可迅速提高含油率。进口合同一般规定含油率在18％—18.5 ％。有关检测表明，进口大豆含油率达19％，而国产大豆为18.5％，比进口大豆略低。由于实施“国家大豆振兴计划”，东北地区正在推广1000万亩高油大豆，2002 年含油率可达21％，2003年为22％。2—3年内，我国大豆含油率可提高到20％—21 ％。另外，从我国实际出发，也不能一味追求高油率，因为含油量超过一定点后将影响单产和蛋白含量。我国大豆品种发展的基本思路应是：在把含油率稳定在20％ —21％的基础上，主攻提高单产和蛋白含量。另外，随着种植专业化、区域化及收购专门化，杂质和水分高的状况将会有明显改观。再者，国产大豆营养价值较高。与进口大豆相比，蛋白含量一般高出2个百分点；异黄酮含量高出一倍； 它的绿色 —有机的非转基因优势更为明显。

    　3.进口大豆质量问题不容忽视且价格不低。

    　自1997年以来，我国进口的美国大豆屡屡发现品质问题，其中包括不允许进口的大豆疫病菌等。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2001年不合格大豆超过 330 万吨， 仅 2000年就高达200多万吨，占当年进口美国大豆的37.6％。 巴西和阿根廷大豆普遍存在短重问题。每批货物短重一般达200多吨。多年来，由于进口合同普遍存在不规范，不公平，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多数由中方承担。另外，美国大豆价廉的说法也不确切。2002年7月—8月，美国大豆到中国港口价格为每吨2400元左右，高出国产大豆400多元。

    　4.我国大豆及其加工品成本降低空间巨大。

    　我国大豆种植及加工成本总体上有竞争力，并具有较大降低潜力和政策调整空间。2001年黑龙江大豆种植亩成本134.75元，比美国和巴西分别低36％和34％，但斤成本高达0.61元，比美巴高13％—15％。2002年黑龙江亩产可达150公斤，斤成本将降至0.45元，比美巴低18％—20％。因此，只要提高单产，竞争力可迅速提升。

 　   我国直接成本明显低于美巴，且有较大降低余地。间接成本高于进口大豆，但政策调整空间大。黑龙江亩间接成本高达40.3元，比美巴分别高684.05％和36. 33 ％。主要是由于农民负担不合理，占74％的农业税、村乡统筹提留和机动地承包费偏高。而美国只有5.14元的利息。黑龙江费改税后可降低成本10％—20％。黑龙江农垦系统直接成本比美巴低30％和10％，但间接成本高达97.22元，比美巴高出 18 倍和2倍多。主要是公益费用、农业税、劳保、各种基金、 财务费用和教育经费补贴高，而此归因于沉重的历史债务和企业办社会造成的负担。

  　  影响加工企业竞争力的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受经营规模制约，人员工资一般较高；因农村电价比城市高，能源成本较高；国内铁路运输费用高导致销售费用高，价外乱收费相当于运价的30％。2002年免征大豆铁路建设基金而豆粕和豆油没有免征的政策为南方依赖进口大豆的加工企业创造了市场机会，但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产地加工企业，破坏了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经营运作体系，损害了农民利益；此外，税负重，每加工1吨大豆要比美国多支付29元税金， 特别是流动资金不足和贷款难是产地大豆加工龙头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沿海依赖进口加工企业只需支付一批次大豆(如5万吨)资金，资金周转速度达10次以上。 但产地加工企业却必须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收购大豆，资金回收时间长，结果难以与进口大豆竞争。另外，国家调整政策余地很大，届时加工成本也可大幅度降低。

   　 发展战略

    　转基因大豆 2001年，我国从美国和阿根廷进口的1075万吨大豆基本上都是转基因大豆，主要是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抗虫基因大豆。国内有观点认为，转基因大豆没有危害，不应进行限制，主张将目前30天临时性安全审查缩短至15天，以利于大豆进口。这种做法是轻率的，也有悖于国际惯例。

    　现有知识不足以评估转基因生物的利益与风险，特别是无法预测这些技术对生物多样性和未来的世代可能造成的长期后果。转基因大豆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转基因大豆具有卡那霉素、潮霉素、庆大霉素等抗菌素抗性筛选标记基因，可能使人体及其周围生物获得抗菌素抗性，也可能逃逸到人类身上，或者进入其他动植物的染色体，造成难以预见的后果。另外，由于花椰菜花叶病毒35s 基因的启动子来源于植物病毒基因，有人怀疑它存在着与其他病毒重组可能，产生新的病毒和疾病。抗除草剂基因的转移可能产生超级杂草，转基因作物也能产生表型畸形，自身可能变为杂草。据研究，转基因大豆使大豆更易感染疾病和受到害虫的侵袭。大量种植转基因大豆引起耐除草剂杂草的蔓延以及疾病的传播。使用除草剂较种植常规大豆多11.4％，从而加速了抗性杂草的发展。转基因大豆上草甘膦的使用限制了大豆根部的生长和固氮功能，特别是在缺水情况下。据研究，由于盲目种植转基因油菜，加拿大农田里发现了拥有多种耐抗除草剂特性的野草化油菜的植株，即超级杂草，同时也导致种质的污染并且被传播到北美其他地方。由于表面与非转基因大豆没有什么不同，转基因大豆在运输、装卸、处理过程中，或与非转基因大豆混杂很易发生逃逸；也可能由于监控不力进入农贸市场，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直接食用是否对人类安全产生影响?被制成豆芽后残渣逃逸的后果如何?最可怕的是农民购入后直接种植这些大豆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我国是大豆的源产地和多样性集中地，有6000多种野生大豆品种，占全球90％以上。我国也禁止种植转基因大豆但允许进口。如果转基因大豆进口盲目增长，一旦失控，将对物种多样性产生毁灭性的灾难；届时，我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将面临威胁。为确保生物安全，目前要求加贴转基因强制性标识的国家和地区已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3)。我国也于2002年3月20日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进口大豆特别是其加工的豆油和豆粕必须加贴标识。但迄今为止，没有一家企业贴上标签，为严肃法纪，应进行全国执法大检查，对违规者严肃处理，并加大宣传力度，给予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让出大路，占领两厢”及“南进北出”战略

    含油率低2个百分点是我国大豆的劣势，而蛋白含量高2个百分点和非转基因是我国大豆的优势。因此，有关的大豆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我国要扬长避短，在蛋白质和出油率两大质量指标中，主攻提高蛋白含量。逐步使国际市场形成以美国和阿根廷为代表的转基因、高油大豆及以我国为代表的非转基因、高蛋白食用大豆，我国应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方面让出部分国内市场，进口大豆加工豆油补充食用油市场缺口；另一方面应鼓励大豆出口。

    此种观点可以说不了解大豆产业的基本情况。一是转基因大豆既有高油大豆也有高蛋白大豆，促使中国让出高油大豆正是美国的战略，而要美国让出高蛋白大豆则是梦想；二是我国大豆含油量可以在2—3年内迅速提高，凭什么要将市场让给进口大豆，实际上，我国大豆完全可以同时具备高油和高蛋白竞争优势；三是东北是世界上种植高油大豆的黄金地带，让出后东北7000万亩耕地种什么? 四是高蛋白大豆国际市场有限。日本食用大豆80万吨需进口，韩国最低市场准入量为25万吨，我国大豆所占市场份额很低；我国大豆出口东南亚曾高达40万吨，现只有3000吨。因此，如果这种观点被采纳，国产大豆种植业和加工业将面临灭顶之灾。

    也有观点认为，鉴于大豆的加工能力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区，应对南方放开大豆进口，但要对东北非转基因大豆实施保护政策，开拓日本和韩国市场。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大豆市场已经全面开放，价格已与国际市场接轨，南北市场是很难分开的。南方盲目进口大豆必然导致价格猛跌，从而危及北方大豆种植和加工业。

    进口大豆不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加工中心

    有观点指出，进口原料、出口产品是真正进入了国际大循环，适当减少一些欠优势品种的种植也不可怕。我国应尽可能将初级产品的加工过程放在国内，逐步使我国成为世界加工中心；还可考虑实行“两头在外”的大豆产业发展战略，适当增加进口，继而扩大豆油特别是豆粕出口。以加工贸易形式进口大豆的压榨企业，在生产的豆粕全部出口的基础上，允许生产的豆油内销。

    把中国培养成为世界大豆加工中心的想法固然非常好，然问题在于适当减少一些“欠优势”品种的种植则意味着可能牺牲中国大豆产业。1.44亿多亩耕地不种大豆种什么?如果继续盲目进口，必将导致土地撂荒，资源浪费。可以想象， 如果我国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所需豆粕完全依赖进口大豆，一旦国内种植业严重受挫，进口价格必然提高，这将使这些产业面临严重危机。另外，考虑实行两头在外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目前转基因产品出口市场很小。转基因豆油出口没有竞争力且只能内销，转基因豆粕由于价格较低在日本和韩国虽有一定销路，但市场有限。2000年日本和韩国分别进口豆粕75万吨和114万吨，豆油1.7万吨和13.5万吨。我国国内需要的是豆粕，豆油则易过剩，而转基因豆油难以出口。以大量进口为基础的世界加工厂只能以牺牲我国国内大豆种植业和占领中国市场为主要目的，我国难以成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加工中心，反而只会成为进口大豆的加工厂。因此，我国应在充分发挥我国优势和潜力的基础上，适当进口，大豆尤其是非转基因大豆，积极发展大豆加工业，尤其是深加工产业，扶植龙头企业，同时积极扩大出口，使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豆加工和出口中心。